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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智慧的表现:元末明初时期,为何鄂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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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南地区的土司在元明之际存在着许多。土司作为古代西南地区所采用的行政管理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其独特性。历史上的鄂西,主要包括恩施、五峰、长阳等土家族
西南地区的土司在元明之际存在着许多。土司作为古代西南地区所采用的行政管理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其独特性。历史上的鄂西,主要包括恩施、五峰、长阳等土家族苗族聚居地。
探讨一种地方性的政权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交互关系,可以将元明时期鄂西诸土司的归降策略作为一种切入点。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司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中原地区汉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交相辉映,其作为巴楚文化衍生与象征的土司文化更可谓是民族文化的瑰宝。
近年来兴起了一股研究土司文化的热潮,而对于明初鄂西诸土司的归降策略目前学界尚未做过专门研究,且尚未明确施南、唐崖、金峒等土司基本世系承袭与族源。本文试对鄂西地区相关土司的归降策略作一浅析和探讨,厘清施南、唐崖等土司的宗法血缘关系,这对鄂西地区相关土司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一、见利倒戈,抱团归附
长期以来,土司对中央王朝叛服交替,相互制衡。由于西南众土司在辖地范围内拥有着管辖权利和军事力量,因此众土司往往并不安分,表现出叛的倾向。而当形势变化,兵败之时,为了延续势力以求得生存,土司们则会选择归降服从。
随着朝代更替,诸土司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存亡兴衰,土司的世袭和建制并不会由于中央王朝政权的更替而产生致命影响,因为对于西南诸土司而言,不过换了一个归顺与上贡的新主,所以元末明初之时的西南诸土司常常见利倒戈,叛服交替,且因为诸土司存在血缘、隶属等宗法关系,其叛服往往共同进退,抱团归附。
对元末施南土司的叛与降,清光绪《利川县志》中有明确记载:
“施南土司元初置镇边总广府,至元二十三年改忠义安抚司,至正二年叛,都元帅纽瑞谕,降之,改施南宣抚司。明玉珍据蜀,改宣慰司。”
也就是说,元末的至正二年施楠土司叛乱又投降,但在十多年后,其又直接依附了占据蜀地的明玉珍,因为明玉珍授予了其更高级别的宣慰司,这便是在利益驱使下土司的叛与降。
元明以来,位于湘渝鄂交界处的施州地区土司林立。其按照姓氏自成一体,拥兵自重,算是国中之国,只是名义上归顺朝廷。这些土司对其百姓拥有生杀大权当叛乱时他们抱团共犯,投降时又是抱团归附。
这些土司之间存在同源与隶属关系,其在明初归顺之后,通常抱团反抗。施南、散毛、东乡、唐崖等土司在洪武四年归明以后复叛,经过蓝玉征战后废弃,在永乐二年到五年间,又以“故官子侄入朝,奏请复设各废司”,集体叛乱后,施南土司又与其他同姓、联姻或有隶属关系的土司抱团归附明朝。
二、上缴旧印,以表归顺
中央王朝在承认土司统治的合法性时,往往会授予土司官印,因为土司官印是其权利的象征。而正因为此,血亲之间常常会在土司世袭更迭之时争印夺权。土司官印虽极为重要,然而众土司在面临中央政权更迭,改朝换代之时,为保生存,延续其在西南地区各辖地范围内的统治,便往往选择“纳印归顺”这一现象,在正史或者土司后代家族的谱牒中,皆有清晰的记载。总之,在元末明初不管是施南土司,还是元至正年间才开始兴起的唐崖土司,皆纷纷纳印归顺。
朝廷会在土司上缴旧印以表归顺之心后赐给其新印,之后土司就会开始朝贡,以获取朝廷的赏赐。而朝贡对于经济落后的土司来说,不仅是其经济来源之一,也是其归顺之后,表达政治态度的一种象征,故众土司亦会纷纷抱团,且定期向朝廷进贡。
三、更易名称,洗去劣迹
历史上改朝换代,更易姓名,并不少见,但在元明之交土司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其当时的更名现象和政治归降策略,不仅给如今的土司世系研究造成了混乱,甚至给整个西南少数民族的族源认证与巴文化的研究,皆带来了较大的困难。然而,从当时来看,更易姓名却是鄂西地区土司的一种归降策略和统治需求,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表现。
施南土司因元末投降明玉珍,当大夏政权被颠覆后再降明,这对于施南土司来讲,是政治上的一大瑕疵,其更名的原因可看成是降明之前的一种策略,是考虑到投降明朝以后,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合法统治者继续施行政治统治的需要。
通过正史与民间谱牒记载的对比,元末明初作为鄂西地区实际掌权者,土司更易名称的痕迹以及取得合法统治权与话语权的过程得以清晰。作为一种归降策略,其更名亦是为了清除其在“叛服不常”上犯下的“过错”,以便在改朝换代之后,继续以合法者的身份统治其辖地。
通过上述几点可以得出,鄂西地区土司在中央王朝政权更迭之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归降策略。
为了合法统治与承袭,土司选择更易名称,而土司后裔族谱在修订过程中更凭借传说与信仰另立祖先,这给整个土司世系与其族源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历史上中央王朝对待土司常以蛮夷视之,而就土司的屡叛屡降行为,也并非是要对其品性做道德上的判定,其降与叛只不过是基于一种政治权术的生存智慧。
土司研究属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范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土司在申遗成功之后,更成为整个人类共有的文化遗存。鄂西南是我国土家族、苗族聚居之地,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土司相关研究亦是巴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对于研究整个西南的地方史、边疆史和少数民族历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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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正. . 深化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几个问题.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33-36.
文章来源:《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xxzxyxb.cn/zonghexinwen/2020/0520/3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