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传承与增长视角的行政学研究进路一项多学

公共行政学自诞生以来始终伴随着“认同和地位”问题。纵观20世纪80年代至今陆续发表在《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上的系列对公共行政研究现状评估的论文，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美国的公共行政学依然没有摆脱“身份质疑和认同危机”[1]147-151。中国行政学科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近些年的一些行政学研究评估同样得出了和美国类似的结论[2]50-55[3]93-104[4]261-280[5]13-17,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学科则很少有这样的遭遇[1]147-151。

从学科演化历程来看，各个学科的知识传承和知识增长是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两面。如果一个学科的知识增长离开了对以往知识的传承，就会受到缺乏根基的责难，难以被同行承认；与之相对，假若一个学科总是老调重弹，没有新的知识发现，其固有地位和存在的价值将会受到挑战[6]23-24。因此，从知识传承和增长的视角来探究行政学学科现状，尤其是对不同学科进行比较研究，可能有助于行政学从其他学科借鉴发展经验。

文献回顾发现，以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多是思辨式阐述或者对单一学科进行检视，例如代表性学者波普尔深入探讨了知识增长的逻辑[7]25-79，陈超美博士开发了知识演化网络的文献分析工具[8]359-377，卢嘉锡团队系统梳理了各门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9]261-353，Stallings & Ferris[10]580-587、Houston & Delevan[11]674-681、Gill & Meier[12]157-199、Raadschelders & Lee[13]19-33等先后对美国公共行政研究进行了评估，董建新等较早开始关注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2]50-55，何艳玲等系统对比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学研究现状[4]261-280。这些研究对人们认识知识传承和增长规律、提升行政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很少见到行政学与其他学科的集中比较研究。本研究拟在文献资源电子化的背景下，主要通过对文献数据库中公开数据的统计分析，管窥一些典型学科的知识传承和增长概貌，检视行政学与其他学科的差距，为行政学研究质量的改善提供一些启示,从而巩固和提高行政学的学科地位。

知识传承和增长对于学科身份认同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行政学的认同危机为其他学科所少见，从知识传承和增长角度分析这种差异便成为本研究的基点。据此，指导笔者进行研究设计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知识传承与增长理论、学科分层理论。

(一)知识传承与增长理论

知识传承与增长的关系在科学发现逻辑的研究中被深入探讨。近代传统的科学发现逻辑认为知识是在归纳感性经验的过程中从特殊到普遍不断上升的确证性认识。但这种归纳法遭到了休谟等人的反驳，休谟等人认为根据已经把握的一部分事物的某些属性进行归纳，无法推断同类事物一定也会具有这些属性，因此归纳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14]32-33。为了走出这一困境，波普尔另辟蹊径，认为科学知识的发现始于问题，而非始于观察实验，他把知识发现机制形象化为P1→TT→EE→P2……图式。该图式表示科学家们从回答某个问题P1开始，经过思考后做出各种各样大胆的尝试性猜想，即假说或者理论(tentative theory)；这些理论之间发生激烈竞争，需经过观察、实验等证伪手段来消除错误(error elimination)，从而筛选出最合理的理论；筛选出的理论在运用过程中，会遇到新的难以解决问题P2，科学家由此又进入TT→EE阶段。新问题P2较之旧问题往往有更大的深度，而正是这种对更有深度的问题的解决体现了科学知识的进步和增长[7]293-297。

波普尔的论述在揭示知识发现机制方面独到而深刻，在其动态图式中，最重要的是TT→EE这个关键性的步骤。值得注意的是，对解决问题提出的假设和猜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对这些竞争性假设和猜想的排除过程，也不是“自说自话、自我论证”的。假设的提出和证伪往往是科学家根据对已有知识的辨析以及和猜想之间进行比较来完成的。这种辨析和比较在新知识发现过程和发表形式上应体现出对已有知识的关注，从这个角度而言，知识增长的呈现在表征上和知识传承有紧密联系。

(二)学科分层理论

学科有多种定义，本文的“学科”所指是知识分类体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分支[15]21-26。不同的学科除了知识体系不同以外，其知识的性质、研究范式也有差别，由此便产生学科分层理论，通俗话语中的硬学科、软学科便是这种分层结果的代名词。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到，在专业化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化学中，学科的界限很严格，外行人一般不能仅仅通过阅读该学科中的一些书籍就成为本领域的专业人士，而社会科学有些部门还存在专业化不强的情况[16]48-49。这里的专业化学科，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硬学科，因为有较为规范的研究范式，其科研人员不约而同地在基本原则和共识性知识基础上从事更深奥的工作。而社会科学中的学科，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软学科，相对硬学科而言，一些软学科还缺乏同样严格的研究范式，“自立门户、一家之言”的研究并不鲜见。受托马斯·库恩的启发，布鲁诺·拉图尔和史蒂夫·武尔建议应用FGA方法对学科硬度进行精细的测量[17]194-199。威廉·克利夫兰根据拉图尔等人的设想，用FGA方法考察了1980-1981年发表在不同学科期刊上的论文[18]261-269。国内学者潜伟也采用该方法，对学科软硬程度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与其他学者基本一致，即学科硬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学、工程学、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19]472-477。刘继承则在《软学体与软科学知识系统》中对软科学层次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可将行政管理学排在社会学之后[20]38-40。

文章来源：《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xxzxyxb.cn/qikandaodu/2021/0419/5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