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西行成功原因探析

丘处机是金元之际著名的宗教领袖和杰出的思想家，1148年生于山东栖霞，“幼稚抛家，孤贫乐道”[1]，二十岁拜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为师，后随师在山东、河南等地修道传教。王重阳仙逝之后，丘处机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一起扶灵西行至陕西终南山归葬先师，后“西留关中十五余年”[2]，隐居磻溪、龙门潜心修道，渐具盛名，受到金世宗的召见。1203年起，丘处机出任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执掌全真道二十四年，直至去世。在其人生经历中，堪称传奇的是在1220年到1223年，年逾七十的丘处机接受成吉思汗的邀请，携弟子十八人由山东莱州大基山昊天观出发，过燕京而北上，途经今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国，行程万余里，来到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蒙古军大营，觐见成吉思汗，为其讲道，获得总领道教、赦免赋税兵役等诸多特权，使全真道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迅速发展。丘处机西行是历史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探究其成功原因，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传播具有历史性启示和跨时代借鉴价值。

一、宗教发展与政治需求的利益双赢是西行成功的前提

丘处机所在的全真道早期发展阶段，正处于蒙、金、宋等各方政权征伐混战的动荡时期。为了维系全真道的生存与发展，丘处机应时而变、应需而革，在不同历史时期做出不同的政治抉择，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实现了政与教的互动、互利、互赢。

金世宗大定年间，丘处机“住磻溪、龙门十有三年。真积力久，学道乃成”[3]，受到金世宗的召见，给予其“俾掌敕牒，主观事，度门众为道士，玄风大振，祖缘聿兴”、”御赐冠巾衫系”、“见于寿安宫、长松岛，讲论至道，圣情大悦”、“敕修宫庵”、“敕就王府浮玉亭演道”[4]等诸多特权与嘉赏。京兆统军、大大王、六大王、元妃等金廷王公贵胄纷纷追随丘处机信仰全真道。金统治阶层的认可为全真道的生存发展找到了合法性依据，为全真道的传道布教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信仰空间，“一时庆会大开，门户倚燕山。海上三州一变，陕右群魔俱丧，高会列仙班。仙道永无碍，斋醮任循环”[5]。政权的庇佑带来了全真道发展的红利，而宗教本身所具有的控制民众、维护政权稳定的隐形的社会管理功能被统治者所重视和利用。1214年，山东登州、宁海州发生叛乱，“驸马都尉仆散公将兵讨之，时登及宁海未服，公请师抚谕，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6]。丘处机依靠宗教领袖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协助金廷平定山东叛乱，表现出教为政服务的指向，是政教相互融合、互利共赢的结果。

随着蒙古、金、南宋之间的战事不断推进，三家对于丘处机这一宗教领袖的拉拢和争夺愈发激烈。《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记载：“宋使洎金使持诏来宣。同日，北方大蒙古亦使便宜刘仲禄来宣。人皆以为师当南行，盖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则杀戮大过，况语言不通。而我师不言，但选门人之可与共行者，得一十八人，同宣差刘仲禄西行。”[7]丘处机却宣金宋、选择蒙古的政治抉择多少让人意外，对于其中的缘由，王恽《大元故清和妙道广化真人玄门掌教大宗师尹公道行碑铭》提出：“大元己卯岁，太祖圣武皇帝遣便宜刘仲禄起长春于宁海之昆嵛山，闻师为其上足，假道于潍以见之，遂同宣诏旨。先是金宋交聘，公坚卧不起，至是师请曰：道其将行，开化度人，今其时矣！长春为首肯，决意北觐。”[8]以上说明，正是因为尹志平提醒丘处机西行面见成吉思汗有利于“开化度人”，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得出“今其时矣”，即有利于全真道长远发展的判断，所以丘处机才欣然答应了成吉思汗的召请。另外，商挺《大都清逸观碑》也云：“及南归至盖里泊，夜宣教语，谓众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9]丘处机充分地认识到大力弘扬全真道的机会到了，所以在东归途经盖里泊时要求弟子们要抓住机遇，以立观度人作为第一要务。这说明丘处机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所担负的弘扬全真道的重任，其欣然答应西行面见成吉思汗，也有依靠蒙古力量来弘扬全真道的考虑。

对于成吉思汗而言，召见丘处机，最直接的目的便是寻求长生久视之术，“渠谓邱公行年三百，有保养长生之秘术，乃奏举之”。[10]同时，借助丘处机作为宗教领袖的社会影响力服务于蒙古政权兼并战争和社会管理，满足了成吉思汗现实性的统治需求。在丘处机西行回程中，阿里鲜恳求与尹志平一同前往山东招谕，丘处机最终应允，“乃命清和同往，即付招谕书二副”。[11]

文章来源：《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xxzxyxb.cn/qikandaodu/2020/1019/4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