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制度建设路径探索

一、“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制度建设背景和意义

（一）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和意义

广东省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与港澳地区的民间交流和商贸合作已经取得较大成功。 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最早省份之一， 广东省充分利用自身地理优势，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吸引众多内地人员， 逐渐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区， 大量的劳动力涌入使得广东成为绝大多数产业的生产基地。 广东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即大多数产业的生产环节在广东设立，形成生产成本边际递减， 劳动力成本低廉， 劳动力技术娴熟等显著优势。 这不仅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 也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逐渐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港澳地区，其利用特殊身份，在吸引外资、先进管理经验、高科技技术、人才等方面有着天然优势。 与此同时，港澳虽然回归祖国，但是港澳年轻一代对祖国认同感并不十分强烈， 特别是香港年轻一代，由于当地社会矛盾加深，年轻人“逢中必反”，他们将自身生活和工作上的不愉快都怪罪于回归，认为“回归”造成了自己当前的处境，香港地区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进而影响国家发展。

正是在广东与港澳地区优势互补的情况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才有一定的合作基础与发展前景。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又进一步促进广东与港澳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强地区合作潜力，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意义主要有两方面： 经济与政治。 从经济方面来讲，广东、港澳身处沿海地区，自身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经济层面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三者相互合作，发挥各自长处，可谓是“强强联合”，地区经济发展迈向高水平。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合作能够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先进技术、高端人才，在促进地区合作的同时，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政治方面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有利于增强港澳归属感，解决目前港澳地区的深层经济、社会和民生矛盾，促使真正做到人心的回归，维护国家统一与繁荣。 港澳地区年轻人归属感迷失，很大程度上在于经济上不满足，从而导致出现不满情绪。 对国家而言， 建设世界城市群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借鉴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城市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发挥粤港澳湾区特色，是当下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环节， 是进入新的历史点的一项综合考虑的国家战略。 随着自身综合国力的提升，建设世界一流湾区的计划便可提上日程，此举有助于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帮助国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新秩序中占据重要话语权。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合作能够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二）“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制度建设背景和意义

正因为粤、港、澳三地自身特殊的地理优势和巨大经贸互补性潜力，2015 年国务院颁布的 “一带一路”相关文件之中，首次提出了“要发挥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以及福建平潭的合作经济示范区的作用，深入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合作，建设粤港澳湾区”。[1]2017 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央将支持香港和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 泛珠三角地区合作， 全面推进港澳的经济发展和互利。 [2]2019 年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将初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 远期展望到2035 年。

在城市群的分布上，我国在十三五规划（2015-2020）中提及城市群的建设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形态要求，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加快新型城镇化的步伐。 继续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构建以路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 包昆通道为纵轴，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布、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 ”[9]

研究经济的学者常常用经济学相关理论来研究广东和香港的投资关系， 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内地能为香港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以及资源，香港同时正在进行经济转型，如此广东和香港便能共创双赢，因此自1978 年以来凭广东的制造成本和资源优势以及香港的国际化， 两地便形成了一个“前店后厂”的格局。 [3]但是大陆经过40 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广东亦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 当年广东锐意发展的是加工制造业， 与香港要转型至第三产业恰好相辅相成。 如此，香港为广东引进了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国际管理经验， 使广东先于其他内地区域成为制造业大省，香港也成为国际专业服务及金融中心。 随着广东经济的腾飞以及内陆不同省份的发展崛起， 广东亦会随着历史潮流的演变进行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2009-2015 年国务院批准横琴、 前海和南沙3 个新型发展区和自贸区的规划， 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以及专业服务等高增值项目。 广东的生产总值已经超过香港， 粤港澳之间的合作关系难免会被打破， 导致粤港澳三地之间的合作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进而出现一些不是很协调的感觉。 例如，CEPA、港深河套发展计划和之前的港珠澳大桥建设进展缓慢， 三地因为制度和文化差异，导致合作进行缓慢，多年来的专业化并没有得到经济层面的协同发展， 令三地的专业服务以及创新科技合作一直未能取得突破。

究其本质原因在于粤、港、澳三地处在不同的制度下，有着不同的法律制度、不同的关税区、不同的管治制度， 三地政府奉行不同的政策会影响三地之间人员往来、投资、贸易、技术等流动，加之三地不同的文化差异，会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发展。 因此三地在制度上的不和谐会影响三地深入合作， 影响粤港澳大湾区一流湾区的建设发展， 也是需要深入探讨与思考之处。

二、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环节

（一）粤港澳三地协同发展时期

粤港澳三地经济联系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已经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广东省作为港澳转移目的地承担着第二个产业的地位，广东自此成为了内地工业产值第一的省份。粤港澳三地的合作自改革开放以来大致可以分为4 个时期：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1994年）、泛珠三角洲区域合作（2003 年）、大珠三角城镇群（2003-2013 年）和粤港澳大湾区（2017 年）。

梳理粤港澳三地协同发展历史， 我们可知粤港澳三地有着各自不可替代的特殊优势条件， 早期从地方合作逐渐上升为国家主导层面上的合作， 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向世界一流湾区建设发展迈进，三地经济发展逐渐深入， 同时三地协同发展又有着特殊的不同，那就是在不同制度层面下深入发展，而这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话题。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粤港澳地区、京津冀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一直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地区，一起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半壁江山，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的晴雨表。 但是由于内地省份的经济崛起， 国家又助力各个地方政府发展城市群， 双重背景下使得传统的珠三角地区受到了冷落。 尤其是十三五规划中，提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发展区域， 使得原本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失去了原本的地位，这对广东来说略微感受到了一些紧迫感。 笔者之前在广州市政府实习时，广东省官员在开会中提到，“如果广东没有紧迫感的话，不争取国家有利经济政策， 那么广东将沦为一个普通的经济发达的省份而失去原有的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 那么广东将失去在中央的决策权。 ”

（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2017 年3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理念。 [4]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亦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要进一步执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进一步打造世界一流湾区经济，进一步全面贯彻“一国两制”，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做到区域协同发展，维护港澳的繁荣稳定。

从地方层次的协同合作到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国家战略的形成经历了二三十年，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成熟伴随着中国城镇化战略的不断调整。 上世纪80 年代，由于二战后的“婴儿潮”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城市就已经出现了人口膨胀的现象，人口的过多增长导致很多大城市面临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矛盾， 具体表现为城市的公共物品供给跟不上需求的增长，如此这样，使得大城市患上了“城市病”。 [5]面对大城市的问题，中国政府当时认为，城镇化的发展应该以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 1981-1985 年的“六五计划”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要求。 [6]“八五计划”中又进一步提出了要“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建设“具有地方特点的新型城镇”。 [7]但是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过去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了虽然国家的政策扶持中小城镇的城市化发展，但是人口依然还是向大城市流动。 相对中小城镇，大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就业机会的水平是中小城市无法比肩的。 目前，中国城市发展相对不平衡，过多的优势资源都往大城市集中，资源的集中必然引起人口的大量涌入。 由于中小城镇产业不够多元，提供的就业岗位也较少，劳动市场的资源释出不足以满足人力资源的需求， 如此势必导致大量人口向大城市集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与现代社会相联系、反映现代化进程、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的综合。人的思想影响和改变着环境，而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存在重视直接理论教育、忽视间接环境影响，重视教育主客体间的信息传递、忽视教育要素之间的情境创设与共同学习的倾向。由此，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过程和环境陶冶过程的分离，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的脱离。

所绘原诗文并附精要评注。对收录的诗词做了简明扼要的评注，还增添了丰子恺先生画过的一些古文名篇，以飨读者。不论是热爱丰子恺先生书画的读者还是古典诗文爱好者，或作为给孩子的古诗文选本，都是不错的选择。

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位置正好位于沿海城市群线和京广城市群线的交界处，是中国开放的前沿阵地，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深的地区，同时亦是最先发展繁荣的城市群，具有较高的经济活力。

综上所述，随着近几年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越发突出。而在环境问题处理中，首先就要对每个公民进行环保教育。而作为一名高中生，理应提高自身环保意识。为保护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通过本文对社会实践活动中如何培养我们高中生环保意识分析中，在提高自身环保意识上，需要我们学生注重多个方面，即积极参与环保主题活动，促使我们高中生在社会实践中提升环保意识、创造实践活动机会，不断增强使我们环保意识等。通过这些方式，能够将环境保护的意识融入我们内心，承担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责任。

秋季播种，以幼苗越冬，翌年春季收获的菠菜，又称根茬菠菜、冻菠菜、白露菠菜。一般当地日平均气温17～19℃时为播种适期，选用晚熟或不易抽薹的品种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栽植，翌年春天收获。其他地区播种期可随纬度的不同做适当调节。

综上所述，2016 年十三五规划发布之后，广东省就积极规划粤港澳湾区建设，试图争取在国家层面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计划。 [10]粤港澳大湾区相对国家的其他城市群而言，由于加入了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缘故，如何在维护与遵守“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进一步贯彻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合作， 将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首要面临的问题，因此本文将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背景，运用有关协同治理的知识，分析目前的政策，从而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三地融合提出建议和对策。

三、“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合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粤港澳三地的合作先前多为地方上的合作，其中多是以香港为主导的“产业转移性”的合作，广东主要承接香港北上的制造业转移，但是经过40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 广东目前亦面临产业升级的问题。广东产业升级必然会对香港的地位产生挑战。一方面， 广东希望借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合作加快自己产业升级； 香港希望借助粤港澳合作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这点表现在香港目前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了来自新加坡的挑战； 澳门则希望借助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合作加快自己的适度产业多元化和“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的假设。 有学者认为，“一国两制”下，三地地方政府奉行不同的法律和制度，三个独立的关税区，加上其中的文化差异，粤港澳大湾区在 “一国两制” 的大背景下较难进行深入的合作，这点和其他国际一流湾区相比是与众不同的，如何利用三地的优势是三地合作的重点。 综上所述，粤港澳三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产业布局差异和法律不同引致的制度差异。

粤、港、澳三地处在不同的制度与历史发展中，各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记忆，港澳虽然回归祖国，但有着高度自治，即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制度，与广东地区深入发展合作，必然触及制度上的摩擦与冲突。 粤港澳大湾区深入合作中面对瓶颈之一就是不同地方制度上的不协调， 而这也就影响甚至减缓粤港澳大湾区一流建设。 “面对粤港澳法律冲突，三地目前仍缺乏解决法律冲突的更高层的协调机构与路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虽纳入了中央的顶层设计， 但如何跨越法律制度的冲突进行跨区域规划的协调，仍然需要探索”。 [12] 借鉴国际上先进湾区的建设经验上来看， 国外的协同发展一般都会建立诸如“理事会”等合作协同组织进行湾区建设的协调，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至今仍没有出现三地协同治理的“理事会”。 出现上述情况主要原因在于三地在法律制度合作上的空白， 三地目前缺乏制度和法律制度上的机构和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培育与践行？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中旬到上海考察时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志愿服务作为普通老百姓自觉的助人行为，充分体现了细、小、实的特点，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载体。笔者拟结合泉州志愿服务开展的现状与特点，探讨完善志愿服务，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思路。

①输入层:接收来自三轴加速度计和三轴陀螺仪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滑动时间窗对原始数据进行序列化分割处理后,截取得到包含n个采样点的数据x=[x0,x1,…,xt,…,xn-1]作为后续网络的输入,其中n表示数据的长度(亦即滑动时间窗覆盖的采样点数),xt=[xt_accx,xt_accy,xt_accz,xt_gyrox,xt_gyroy,xt_gyroz]为t时刻的数据。因此x是维度为[6,n]的二维向量。

十一五规划期间， 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发生变化， 国家关于城镇化进程的政策发生了改变，“坚持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提高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把城市群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主体形态， 逐步形成以沿海及京广京哈线为纵轴，长江及陇海线为横轴，若干城市群为主体， 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点状分布的城市空间格局”。 [8]当时政府已经认识到了由于资源的集中，一些小城镇很难推动国家城市化的进程，因此开始采用国外成熟的“城市群建设”模式，即以一到三个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中心， 在半径300 公里的方位内， 形成一个大城市带领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模式。 各个大中小城市之间建设高密度的交通网路，通过高铁、地铁和高速公路串联，从而形成1 小时生活圈。 粤港澳大湾区即是国家层面的一个城市群建设，从2008 年《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到2017 年，国家已经颁布批准了全国19 个城市规划，而且今年又有新的城市群建设计划出台。

前文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历史中提到， 粤港澳大湾区上升到国家议题之前三地就已经在商业上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三地的合作其实已经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协同发展的基础上的，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涉及的法律议题已不仅仅限在民商法之间的法律上， 更多表现在深度的行政、 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制度法律上。 “以粤港澳金融业合作为例，香港金融业实行溷业经营， 银行资金进出证券市场不受限制，但内地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银行、证券、保险分开， 银行资金不允许进行证券交易， 也不能涉及保险；香港对外管制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内地却实行结售回执； 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 内地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两地金融管理法律制度存在全面冲突。 ”[11

通常慕尼黑工业大学对职务发明专利拥有开发决定权。但如果慕尼黑工业大学没有将员工已告知的一项发明进行专利申报或在授予专利前撤回申报或一项专利申报没被批准，该项发明就可由发明人拥有并自行处理。同时，如果通过审核，认为授权给发明人的发明成果没有违背与第三方已经签署的协议，而且符合慕尼黑工业大学和各相关方的整体最大利益，科技专利与许可办公室就会向发明人转让所有与发明相关的权力，但前提是发明人必须同意3个条件：

制度上的差异和协同发展的冲突问题上，在已经发生的事件中已经得到了体现，如近年来“高铁西九龙站”的“一地两检”的问题上，本来是一项利于民生的政策，但是却遭到了部分香港人的抵制，他们认为“一地两检”的政策有损害“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前提，这是对“一国两制”的破坏，有人甚至称为这是对“一国一点五制”的实践。 又比如，日前香港爆发大规模的反对“送中逃犯条例”的修订执行，示威者认为“本来是一项维护内地和香港和平稳定法律， 修订在逃犯遣返中的法律空白， 修补特区法律制定的漏洞。但是，本来是在一国之内逃犯的“转移”变成了“引渡送中条例”引发香港司法的震动，影响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少港澳居民过度强调“一国两制”中的“两制”而忽略“一国”，众所周知“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忽略“一国”的前提“两制”是不存在的。

笔者认为讨论产业布局以及制度差异引致的障碍有其缘由，过分侧重却生不见森林之弊。 香港与广东在上世纪70、80 年代，除了在资金、技术、土地以及工人等生产要素上取长补短， 更重要的是两地携手在改革开放的国家策略旗帜下曾经突破了不少制度藩篱、摸索出不少珍贵的创新路径。 若要说制度上的差异，改革开放之初肯定比现在更大，但从广东创办“深交所”、公开拍卖全国第一幅土地、乃至国有企业推进股份制度及分红等， 香港都在其中扮演了积极角色。 可以说，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与广东的“社会主义”下市场经济相互配合走位，才是真正令粤港昔日同步起飞的关键， 也由此令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多项政策均是在广东先行先试取得成功后，继而在全国铺开。

在粤港澳合作的前提下， 我们需要完善制度层面的建设，广东省也需要在此方面进行探索，先行先试，在这一过程中，香港正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弥补内地制度、文化的弱势。 只要香港与广东善用好大湾区这一国家策略， 将区域间的传统合作提升至另一个台阶， 就可以再一次为全国应对时代挑战提供先行者的经验参考。

四、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一）司法制度上的“取长补短”

广东目前面临产业升级的问题，加上目前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结构性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 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加上广东制造业大省的产业升级，如何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困难，广东省在全国起着带头作用， 一是可以为其他省份提供经验，二是帮助广东产业升级，三是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

1. 共同完善及推广前海经验。 前海法院于2016年委任了香港人作为陪审员， 协助法官处理商业纠纷。 这是一次很好的内地和香港的法律仲裁的合作，结合香港的现行法律体系有助于解决涉外的商业诉讼和纠纷。 大湾区的建设发展，可以在司法层面引进前海法院处理案件的思路， 在维护法律公正的前提下，处理各方的纠纷，为大湾区建设方面起到很好的制度保障。

2. 发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角色。 在进一步打造全世界一流湾区的背景下，香港正积极研究扩大现有国际仲裁机构的规模，粤港双方宜磋商鼓励更多企业利用仲裁来解决纠纷，并进一步完善司法互助以及执行对方的仲裁，进而提升粤港两地间仲裁的素质。

（二）进一步深入加强粤港澳经贸合作

中国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难免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商业法律纠纷， 区域合作涉及制度上的纷争日益增多。 大湾区可以尝试和香港的司法制度相结合，完善一种新的合作发展模式，这有助于更好增强粤港澳在法律制度上的协同， 倘若三地在协同融合中出现商业问题便有法可依。 香港拥有独立的司法制度， 公正严谨的法官及法律专业人才备受称颂，法律教育亦非常成熟，粤港可在大湾区规划下探讨促进更多合作。

1. 借鉴香港经验推进改革。 香港政府对于市场的管理并非直接的控制和行政干预， 而是通过明确的法律、规章去引导企业自律，企业一旦有出现违反法律的行为，政府可以根据相关的法律进行惩罚，以维持健康的市场秩序。 这些制度经验皆有利于广东推进供给侧改革，深化“释放、管理、服务”，提升商业的自主性和便利性。

2.由原来的以审批为重心转向以规则制定为重心。各级监管部门从规范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行为出发，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实施办法和针对本地政府采购工作实际的管理办法。如政府采购工作规程、政府采购项目开标评标现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实施办法、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等。这些办法都明确了各方当事人不能触碰的红线。例如，自2018年3月1日起实施的《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在原有办法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供应商虚假、恶意投诉或在全国范围12个月内三次以上投诉查无实据的，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2. 加强金融合作。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极强的筹资能力，深圳又是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具有较多的小微创新企业， 可以为不同的创新企业提供不同的上市机会，这有利于推动香港的企业发展，同时亦有助于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

3. 共同开拓更多海外市场。 由于历史原因港澳高度国际化，制度与国际先进国家无缝对接。 国际化的背景，使得港澳在国际上深受欢迎。 如果利用好港澳的国际化优势，借助港澳的平台，有利于广东的企业迈向国际。 港澳可以更好地为广东地区企业提供服务，协助他们开拓更多国际市场的同时，港澳也会商机无限。

好莱坞枪战片中，镜头：攻坚克难时，通常由A队（Alfa阿尔法队）担当主攻，由B队（Bravo勇敢者队）协助、掩护进攻，或PLAN B方案。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图书馆学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既要关注行业问题，深入开展内涵式研究（A面研究）；也要关注社会问题，以图书馆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共同参与、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彰显学科影响力（B面研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中，直面学科发展与突破，B面研究将更为重要。当然，我们也要始终牢记图书馆学学科独有的理论与方法。

4. 促进人员的流动。 不管是经贸合作，还是制度探索， 归根在于人员的流动。 三地人员流动会在教育、科技、贸易、旅游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促进因素。粤、港、澳三地人员流动有助于探索新的思路与合作模式， 有助于促进新的指导方针， 加深三地人员情感，为以后深度发展打下良好的情感基础。

5. 合作逐渐深入，循序渐进。 以粤港澳三地供水合作为例，从涉及民生问题入手，逐步向科教文卫等领域迈进， 并形成了 “行政协议+联席会议+专责小组”为政策导向的区域协作治理机制，促进了粤港澳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 [13] 在深入发展大湾区建设方面， 可以考虑从相对容易领域入手， 并探索多种机制，以此深入推进合作发展。

（三）加强粤港澳三地社会协同治理

广东省是个改革开放前沿地， 广府地区自古以来便有对外交流的背景。 国家目前正在推进社会协同治理，探讨如何高效地提供政府的公共服务。 香港是个公民社会，社会协同治理经验相对丰富，模式亦居世界前沿。

1. 加强交流社会治理经验。 香港一直保持着较为自由的社会形态，拥有丰富的社会协同治理经验，拥有高度自治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在进一步促进三地深度发展中， 可以发挥这些力量来给大湾区的发展提供公共服务。

2. 推进社会中介服务。 作为以服务业著称的城市，香港可以帮助广东培养专业社工，帮助大湾区城市培训社工， 并为香港社会福利机构开辟更多的服务范畴， 也许这也是广东和香港政府社会福利机构可以思考的服务方向。

五、小结

目前， 关于大湾区社会的谈论仍然关注产业布局问题以及如何打破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 当有两个或以上的城市有相近的产业发展方向， 如何进行有效的协同发展是当下研究的热门议题。 粤港澳的特殊之处在于协同的城市群中具有两个特别行政区，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得不从一个新的方向来思考这个课题。 相对国家其他的城市群而言， 讨论粤港澳大湾区不必过重纠结于产业结构，而是应该将重心放在如何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三地法律路径的探索。 由此路径去看的话，粤港澳大湾区才能做到真正的融合发展， 从而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来指出香港的“一国两制”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香港与内地既属于“一国”，但又同时实施有别于内地的另一套“制度”。 这种模式下，港澳将会为内地提供多元化的视角去审视国家的治理和发展。 过去两者发挥各自的优势合作共赢， 现在面对新形势的变化， 两者也需要秉持互融的态度， 寻找新的合作点，促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中国政府网，(2015-03-16)[2019-12-24].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3/16/content_2835101.htm.

[2]深化粤港澳合作共同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EB/OL].澳门政府新闻网， [2019-12-24].https：//www.gce.gov.mo/bayarea/files/BayAreaAgreement_cn.pdf.

[3]Shen J.( 2008) Inter-city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Implications for urban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23(1), 2-14 ;.

[4]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 人民网,(2017-03-16)[2019-12-24].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7/n1/20170316/c410899-29150065.html.

[5]万鹏飞.2019 首都发展报告：社会治理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6]第六个“五年计划”报告[EB/OL].中国政府网,(2008-03-11)[2019-12-24].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8-03/11/content_916744.htm.

[7] 第 八 个“ 五 年 计 划” 报 告[EB/OL] . 中 国 政 府 网,[2019-11-20].http：//www.gov.cn/gongbao/shuju/1991/gwyb1991 12.pdf.

[8]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报告[EB/OL].中国政府网，(2007-09-12)[2019 -12 -24]. http：//www.ndrc.gov.cn/fzgggz/fzgh/ghwb/gjjh/200709/P020070912638583847233.pdf.

[9]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报告[EB/OL].中国政府网,(2016-03-18)[2019-11 -24].http：//www.ndrc.gov.cn/gzdt/201603P0201603 18576353824805.pdf.

[10]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闻发布会报告[EB/OL].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网,(2017-07-01)[2019-11-24].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7/01/P2017070100408.htm.

[11]李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金融业发展的法律研究[J].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12]张淑钿.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的法律冲突与法律合作[J].港澳研究，2017（3）.

[13]李建平.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治理机制的演进与展望[J].规划师（世界城市日专栏），2017(11)：59.